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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衛敏 :“兩個健康”引領機制的戰略考評研究 ——非公經濟人士綜合評價的實踐意義及時代價值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2019-03-12

摘要:綜合評價是引領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的重大機制創新。我國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引領和促進“兩個健康”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必須在理論上、制度上、機制上不斷實現超越。整體謀劃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大力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全方位引領非公經濟人士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全面創新工作機制,積極探索把握工作規律,不斷提升工作科學化水平。

關鍵詞:非公經濟;兩個健康;綜合評價;引領機制;考評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對非公經濟和非公經濟人士的引領,從二十世紀80年代的“一個健康”(引導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發展為“兩個健康”(引導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非公經濟領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方面。[1] 如何實現對這“兩個健康”的成功引領,建立健全長效引領機制是重要的制度保證。對非公經濟人士的綜合評價,① 經過浙江等地試點探索進而在全國推廣,十多年來取得了顯著成效,體現出制度創新的持久活力和創造力。以綜合評價為載體全面創新對“兩個健康”的引領機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統一戰線思想的重要內容。

一、綜合評價與“兩個健康”的內在聯系

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也面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考驗,肩負著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實現企業轉型升級攻堅重任。著眼“兩個一百年”,黨和國家對非公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的期望和要求也更高,希望非公企業中多出現代化跨國公司,希望非公經濟人士“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在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中譜寫人生事業的華彩篇章”。[2]

黨的十八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非公經濟和非公經濟人士工作,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兩個健康”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非公經濟領域統戰工作的主題。“兩個健康”不僅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非公有制經濟要健康發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健康成長。[3] 習近平豐富和發展了黨關于引領非公經濟領域“兩個健康”的指導思想,形成了完整縝密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主要涵蓋“六個一”:凸顯一條主線——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一以貫之、不斷深化完善的;抓住一個關鍵:解決制約和阻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突出一個主題——深刻闡明了“兩個健康”的內在聯系;著眼一個目標——引導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明確一個關系——致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打造一個載體——不斷完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綜合評價體系。[4]打造一個載體,就是要通過開展綜合評價為“兩個健康”的引領建立完善長效機制。《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第四十一條規定:“推薦為人大代表候選人、政協委員以及在工商聯等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中任職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應當經綜合評價,并征求企業黨組織、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機構和地方工會組織的意見。”習近平多次強調,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政治安排要堅持標準、嚴格程序、認真考察,做好綜合評價,一個入口,一套標準,凡進必評,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強、行業代表性強、參政議政能力強、社會信譽好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推薦出來。[2] “組織部門、統戰部門要負好責任,不能有人打個招呼、批個條子,就不加甄別放行,出了問題要倒查責任”。[3] 由此可見,綜合評價是引領“兩個健康”的制度保證,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至關緊要。

(一)有利于形成對非公有制經濟科學發展的正確導向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前二十年總體上發展方式粗放,高耗能、高污染、低技術、低水平產能比較集中,加工貿易型、資源依賴型、能源消耗型企業所占比例明顯偏大,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數量明顯偏多,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明顯偏弱。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能不能在新世紀實現非公有制經濟科學發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轉變發展方式、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一些地區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影響。實現轉型升級的主體是企業,決策者是企業家,轉型升級中蘊含著自覺性、創造力,要把能否實現企業轉型升級作為衡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代表性強不強的一個重要標準。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綜合評價工作,首要是正確導向和長效機制,引導企業家用科學發展觀提升自我素質,自覺調結構、轉方式、上水平,推進自主創新,淘汰落后產能,不斷提升市場競爭能力、抵御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轉變發展方式和生態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實現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非公經濟人士,與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的商人最大不同在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是在黨的政策指引下富起來的,絕大數人對黨懷有感激之情,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實踐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非公經濟人士創造了財富,上繳了稅收,賺得了外匯,提供了就業崗位,許多人還積極投身各種公益事業,在自身發展的同時為國家、為社會作出了貢獻,應該得到黨和政府的肯定,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目前我國非公人士隊伍總體上是好的,但由于非公經濟人士隊伍的不斷壯大,其構成越來越復雜,素質參差不齊。曾幾何時,少數人致富后置黨的政策號召于不顧,置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于不顧,甚至置國家法律法規于不顧。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幾乎每年都有富豪落馬,涉及虛假出資、合同詐騙、金融問題、非法占用農用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賄等違法行為,甚至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活動。這些人中,有全國人大代表,有全國政協委員,有市縣政協副主席或常委,有工商聯副會長或民主黨派成員,有的還得過勞動模范、杰出青年等榮譽稱號。由此可見,在選拔、推薦和安排代表人士時,必須深入、真實、全面和動態地掌握情況,建立一個經常性、綜合性的評價體系,分析和掌握非公經濟人士的情況,發現人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涉及的領域和接觸面相對都是較廣的,進行綜合評價是唯一科學的衡量方法,可以避免部門各自為戰出現的“盲人摸象”的碎片化現象,對非公經濟人士更加全面、科學和客觀、公正,有利于在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中形成正確導向。

通過綜合評價,可以引導“富二代”向“創二代”轉型。近幾年來,關于“富二代如何向創二代轉化”的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據浙商研究會調查,目前浙江全省超過八成的家族企業面臨接班問題。受身心狀況、思想觀念、知識結構、市場把握能力、家庭內部壓力、社會輿論等因素限制,二代不想接班、接不了班的現象普遍存在,如何應對“交接班”危機、將企業的“生死坎”變成機遇期、如何在完成“交接班”過程中實現轉型升級,不僅是擺在“一代”和“二代”面前的緊迫問題,也是各級部門應該高度關注的新課題。要把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納入黨管人才的總體格局,尤其要重點關注新生代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培養,把他們納入綜合評價對象,形成二代民營企業家培訓長效機制。

(三)有利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習近平指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二字。“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要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要光明正大搞經營,要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2] 對此,各地大多以正負清單來落實。實際上,負面清單是法律底線,即使不列出也是不能觸犯的;正面清單是道德高線,只能倡導不能強迫,更多的要靠長效機制的建立和文化氛圍的形成。浙商總會會長、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先后提出“四不”(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和“三后”(幫后富,育后人,蓄后勁)的倡議,前者屬于底線,后者屬于高線。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主要矛盾轉換后,馬云表示,企業和企業家應當在解決這一關鍵制約因素上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成為解決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力軍。這既是企業和企業家的基本責任,也是企業和企業家的機遇。馬云說:“我理解的平衡發展不是為了求大鍋飯式的平衡,而是要激勵和倡導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企業家走共同富裕之路。”[5] 綜合評價的開展,正是從評價機制上著手引領企業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激發企業家精神,建設先進企業文化,倡導誠信守法,履行社會責任,擴大就業渠道,改善勞資關系,帶動共同富裕,促進社會穩定和諧;與此同時,也有利于避免政出多門,提升政府辦事效率,減輕企業負擔,從而起到一舉多得、事半功倍的作用。事實表明,通過綜合評價形成對非公經濟人士工作的有效合力,可以提升黨和政府對非公經濟人士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二、綜合評價的理念方法與成效評估

(一)綜合評價的探索創新

對非公經濟人士的綜合評價,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局部試點階段。2005年6月,中央統戰部牽頭,國家發改委、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稅務總局、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國家環保總局、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參與,在山西、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四川六省(市)和銀川、溫州二市開展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綜合評價試點工作。二是全面試行階段。2006年3月底中央統戰部在浙江召開總結會議,隨后正式發文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試行綜合評價。三是深入推動階段。抓住2007年工商聯換屆契機,確立“凡進必評”的原則,把綜合評價作為政治安排的前置程序和主要依據。同時推廣了浙江研發的綜合評價管理信息系統。2010年,中央統戰部等單位又發文對綜合評價體系作了進一步完善。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創新,綜合評價形成比較成熟科學的機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四是全面升級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指標體系、工作機制、軟件設計等方面都作了探索創新。擴大評價范圍由工商聯執常委擴大到人大、政協人事安排,明確規定人大代表候選人、政協委員必須經過綜合評價,真正實現了評價對象的全覆蓋。突出評價結果運用,強調綜合評價結果為A級的優先作為組織考察人選,B級的可作為組織考察人選,C級的不宜作為組織考察人選,強化了綜合評價工作的嚴肅性。強化指標體系的操作性,評價內容與各部門工作職能相結合,與政府依法行政相適應,與現有信用評價指標體系相銜接。工作更具權威性,凡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人選都必須經過綜合評價,未經綜合評價或綜合評價結果不合格的,不能列入考察人選范圍,實現了綜合評價的“真評實用”。[6] 目前,全國已完成綜合評價的有16.7萬人,綜合評價結果不合格的占22.1%,約5.3萬人被取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執常委提名人選資格。[7]

(二)綜合評價的理念方法

解剖浙江省試點和運行情況,我們對綜合評價的理念、方法、程序的基本框架,就會清晰起來。一是設計理念。按照中央統戰部“全面準確、科學規范、切實可行”的原則,浙江在深入調研,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確立了“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評價思路,并樹立了“把導向告訴代表人土把審核放在協評單位,把方便留給評價對象,把麻煩交給電腦軟件”的評價模型設計理念。② 二是評價方法。在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評價上,浙江省里主要采用他評、自評和綜合評價相結合的辦法。溫州市則采取了以得分為基礎,既可以組合進行綜合評判、又能夠進行分級分類評價的“三級評價法”。③ 三是評價程序。省、市、縣三級采取了嚴格規范的程序,自上而下確定評價對象、自下而上采集信息,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評價信息數據的準確性和相關人士的代表性。四是評價工具。為了提高綜合評價工作的效率,使評價工作更科學、更嚴謹,開發了綜合評價軟件開發系統,綜合評價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為查詢檢索、比較分析、指標調整和數據變更提供了方便,為綜合評價的立體式和滾動式開展提供了平臺。五是重要環節。針對浙江非公企業行業眾多、規模不一,非公經濟人士量大面廣、素質不同的特點,制訂了精細的評價指標,并突出共性,多角度多層次,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進行了全方位考量。按照全面準確、科學可行、公正規范的原則,確定了適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土成長特點,上下聯動、標準統一的綜合評價體系。不僅建立了省、市、縣三級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信息資料庫,而且建立起動態的信息系統和評價系統。

(三)綜合評價的成效

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綜合評價工作,作為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舉薦、表彰、安排建立的這種機制,在整個社會、在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導向作用。

一是為促進“兩個健康”樹立了鮮明導向。綜合評價指標設置的依據是“兩個健康”的目標要素,有4個方面18項指標,比較全面涵蓋了代表人士政治思想、道德素養、社會責任和創業能力的主要要素,而且是經過十八個部門把關、層層篩選產生。綜合評價的過程也是開展對非公經濟人士思想引領的過程。如:龍游縣在開展綜合評價工作中注重“四個結合”,即與幫助企業排憂解難相結合,與理想信念教育相結合,與誠信守法教育相結合,與引導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再如:江山市把綜合評價與廣泛宣傳非公經濟人士履行社會責任,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對A級的評價對象進行會議表彰、通報表揚和授牌;分別在《今日江山》和江山電視臺開設“綜合評價A級人士風采暨社會責任論壇”開展專題宣傳;與“作風建設年”相結合開展“走百家企業”活動,及時反饋綜合評價結果;把綜合評價結果作為市委、市政府指導經濟工作和引導非公人士參與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依據。對非公經濟人士存在的不足,通過開展約談、走訪跟蹤等進行了引導教育,為建立起一支優秀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為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樹立了科學、鮮明的正確導向。

二是建立科學機制。對18項指標的權重作了科學的分析,有一票否決的,只要一標否決的指標等級在C及以下的,其他都是A也沒有用。如環保指標,權重比較大,促使企業更加重視環保。各級把綜合評價作為政治安排、榮譽安排、社會安排和實職安排前置程序,基本實現了各類安排的制度化、科學化。2007和2009年浙江省開展了第二、三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評選活動,全省共對1500名非公人士進行了綜合評價,對104名候選人進行了省級綜合評價,有10人綜合評價在B級以下被取消候選人資格,各市也有多人被取消候選人資格。嚴格做到將綜合評價作為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安排的前置程序,同時,一部分非公經濟人士存在的問題也能通過評價體系及時反映并酌情反饋提醒,體現了評價模型有較強的預警作用。

三是為深化新時代非公經濟領域統戰工作夯實基礎。通過綜合評價,各地普遍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信息庫,并實行動態調整,有助于對非公經濟人士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綜合評價體系的建立,健全了網絡機制,實現了信息資源共享,既形成大統戰格局,又提升了政府職能部門的履職能力;既有利于各部門加強和改進對非公企業的監管、服務和引導,又為黨委部門全面了解非公經濟人士提供了科學依據;既有利于對非公經濟人士作出正確的判斷,又有利于非公經濟人士的健康成長。

隨著綜合評價工作的逐步推開和深入開展,特別是經過2007年換屆和第三屆優秀建設者評選表彰,綜合評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日益顯現,在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綜合評價工作運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項務實、管用、多贏的長效機制。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綜合評價覆蓋面還不夠寬,目前實際評價對象主要是各級政協委員和工商聯的執常委擬任用人員;二是評價的科學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如綜合評價軟件的功能等;三是成員單位相互之間的協調配合以及溝通有待進一步加強;四是個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對綜合評價工作的支持配合不夠,認為填報信息會暴露企業的商業秘密;五是個別市縣黨委對這項工作重視不夠。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提升。

三、全面創新非公經濟人士引領機制

綜合評價是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政治引導工作的重大機制創新,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我們必須跳出傳統思維和工作視野,從黨執政興國的理念和全面建設小社會的全局高度,深刻審視、全面謀劃這項工作的發展方向努力在理論上、制度上、機制上不斷實現超越。

(一)制度上要有所突破

面對快速發展的非公經濟和不斷壯大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非公經濟領域統戰工作要有所創新、有所突破,關鍵是要在綜合評價工作制度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通過建立由各級黨委牽頭的綜合評價工作領導制度,拓展綜合評價工作的支持面,把綜合評價工作的主體由統戰部提升到黨委層面,由黨委分管領導牽頭,統戰部來組織實施;通過擴展對象,拓展綜合評價工作的覆蓋面,進一步提高綜合評價結果的真實性和服務其他工作的適應性;通過共享成果,拓展綜合評價工作的應用面,使成果成為各相關部門對非公企業進行管理、評選、資質評定、年檢等重要依據,并形成正確導向。在選拔、推薦和安排代表人士時,必須做到深入、真實、全面和動態地掌握情況,建立一個經常性、綜合性、動態性的評價體系,來分析和掌握非公經濟人士的情況。一方面,建立A等標準公示機制,明確A等標準作為安排和表彰的前提,把好的企業家公布于眾,樹立典型并加以宣傳引導;另一方面,完善準入退出機制,對那些參政議政熱情低、履職盡責能力弱及喪失條件或資格的企業主,應通過一定的程序使其及時退出。這樣就能起到黨和政府及有關部門對非公企業和企業家引導和管理的綜合效應,達到事半功倍的實際效果。實踐表明,只有建立起科學公正的評價、選拔和表彰機制,才能切實把那些政治素質優秀、社會責任強、社會形象好的人選拔出來,做到選拔一個帶動一批,安排一個影響一片。

(二)機制上要有所創斷

一是要在評價成果應用上實現機制創新。要進一步擴大評價結果運用的范圍,除了作為對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安排和榮譽安排的依據外,還應建立健全機制,作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開展工作的重要依據(如銀行信用額度的參考、稅務部門稅收的減免等),作為非公企業優先獲取科研成果和優先使用國家級實驗室的依據,作為非公企業和企業家落實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重要依據,發揮其對非公企業和企業家的發展的明確政治導向。只有這樣,才能我們對非公企業和企業家的教育引導更加全面、更富成效,才能從機制上保證非公企業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的健康成長。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各項聯系、反饋、督促的機制。把評價成果反饋給非公企業,可以轉化為加強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導的載體和手段。④ 同時要把評價結果反饋給各職能部門,運用到對非公企業的各種考評工作中,從而實現綜合評價成果效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礎上,審時度勢協助建立非公企業風險預警機制,積極與相關部門協調,幫助“問題企業”把脈生存和健康發展,加強資本運作的超前指導,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投資經營管理進行風險預警。

三是要建立科學民主的工作協調機制。浙江省試點過程中,綜合評價領導小組的18家單位根據不同的評價指標,各有分工且職能不同。浙江省委統戰部對自身的定位是:是牽頭單位,但不是說了算的單位,“要把我們的權力搞得小小的,把民主搞得大大的,把透明度搞得亮亮的,把服務搞得好好的”。這就充分調動了參與單位的積極性。

(三)理論上要有所發展

綜合評價工作的實踐要取得更大的進展,說到底還是要在理論上有所提升、實現突破、取得進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化經濟體系的構建,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綜合評價體系的評價內容也應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調整,真正體現出與時俱進、客觀公正、科學可行的評價指標,以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推進改革創新發展。當前要著重研究和破解四個問題:一是如何通過構建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本土化,使綜合評價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都實現較大的突破和提升;二是如何通過拓展綜合評價客體的多元化(從單純對企業主的評價拓展為對企業主、企業決策層和全體員工群體和代表人士的層次評價),引導非公企業打造核心價值觀和企業先進文化;三是如何通過增強綜合評價客體的主體化,引導非公經濟人士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四是如何通過激活綜合評價客體的雙向化,引導非公經濟人士致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總之,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綜合評價工作并不是一時一事,切實推進這項系統性基礎工程和重大制度創新,更好地發揮綜合評價工作新的著力點和重要抓手作用,還需在實踐中探索,在理論上提煉。

四、科學謀劃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

著眼兩個“一百年”,在五大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非公經濟和非公經濟人士要在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構建現化化經濟體系中找準位置、發揮作用、彰顯價值。因此引領和促進“兩個健康”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而關鍵在于建設一支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結合綜合評價的實踐探索,要重點要從以下五個方面科學謀劃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工作。

(一)整體謀劃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

要做好整體謀劃工作,超前規劃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工作思路,全面優化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工作整體布局,統籌推進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進程。一是加強調研,制定出臺關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規劃的指導意見,把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納入黨管人才的總體格局。二是加快編制兩級非公有制經濟人才發展戰略規劃,明確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目標任務、方法措施和責任主體,推動非公有制人才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非公有制人才結構與經濟社會結構相適應。三是重點關注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和新生代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培養,按照“梯次配備、重點培養、優進絀退、動態管理”的原則,將他們納入后備人才隊伍建設規劃。

(二)大力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

對非公經濟領域“兩個健康”引領工作的制度性安排,要有利于形成支持非公經濟人士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導向。要鼓勵各地與時俱進提煉具有特定企業家群體內涵的企業家精神。如:浙商精神(四千精神)、浙商新精神(新四千精神)、新浙商精神、新時代浙商精神。④ 要以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弘揚,激發廣大非公經濟人士努力在自身素質提升上大有作為,引導支持他們積極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按照現代企業家標準努力踐行。著眼兩個“一百年”,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應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自覺實踐者,而不僅僅是產品的制造者和品牌的“代言人”。要多考慮“富了、企業辦大了以后干什么”。在未來第二個“一百年”中,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要努力成為民營企業家中探路子的人、作表率的人、舉旗幟的人。

(三)全方位引領非公經濟人士做“五位一體”的建設者

在新時代,非公經濟人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力軍,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美麗中國的建設者。[9] 例如,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參與為例,參與度不斷提高,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除了在縣(市、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占有較大比例外,⑤ 還直接影響村級黨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⑥ 正確引非公經濟人士積極的政治參與,確保其政治參與的合法化、規范化、有序化、不僅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高覺的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課題。要注重從前期綜合評價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從中研判非公經濟人士這一社會群體的特點,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引導廣大非公經濟人士政治上自信、發展上自強、責任上自覺,成為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建設者。

(四)全面創新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工作機制

關鍵是建立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科學發展和健康成長的長效機制。一是建立良好的服務機制,為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提供健康發展的環境,協助黨委建立服務平臺,并使之系統化、常態化。二是健全完善發現選拔機制,堅持黨委領導推薦和社會推薦相結合、黨委統戰部推薦和基層推薦相結合的原則,規范選拔程序,在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做好政治安排、社會安排和評優表彰工作。三是建立合理的培育引導機制,拓寬教育渠道、深化教育內容、創新教育載體,以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等基礎性培訓為重點,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進行分層次、分類別培訓。四是建立有效的使用激勵機制,把榮譽安排作為體制延伸、工作資源覆蓋的重要渠道和抓手,通過組織參與各類重要活動,挖掘他們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五是完善工作網絡機制,提高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工作的覆蓋面,做到哪里有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哪里就有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形式(企業商會、黨支部、黨委統戰部、統戰工作站),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工作網絡。六是建立可持續發展機制,通過從下向上,好中選優,逐級推薦評優表彰,以品牌化塑造的思路將“優秀建設者”打造成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最高榮譽稱號,并積極爭取賦予“優秀建設者”相應的待遇,努力在全社會營造尊崇“優秀建設者”的良好氛圍。

(五)努力探索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工作規律

一是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本身的戰略性研究,把握非公經濟和非公企業發展規律,通過把握社會轉型時期非公企業發展的特點和趨勢,使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工作的總體部署和思路方法保持前瞻性、預見性。二是加強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特色化研究,研究不同區域、不同層次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所具有的區域性特質,從而掌握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生態培育和成長規律,使這項工作更具針對性。三是加強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理論的系統研究,掌握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工作規律,從而增強工作的有效性。要形成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和開放性的科學理論架構,進一步指導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工作的開展。

(作者:楊衛敏 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副巡視員)

注釋:

① 綜合評價是在黨委政府統一授權下,由統戰部牽頭,聯合黨政群有關部門,對非公經濟人士個人思想政治素質、履行社會責任情況、企業發展與經營管理狀況、個人修養及公眾形象等四個方面,分解為18個評價要點,分別由主評單位和協評單位根據不同的指標項,按照A、B、C、D四級予以評定,作為對非公經濟人士進行各類政治安排、社會安排和榮譽安排的前置程序,以引領非公經濟人士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促進“兩個健康”。

② “把導向告訴代表人士”;即在評價內容中,增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一批項目,并加大這類項目的權重;“把審核交給協評單位”:即對代表人士填報的每一項自報信息,都確定由相關的部門、單位或組織進行審核,而且協評單位的審核結果,優先于代表人士的自報信息;“把方便留給評價對象”;即在評價內容填寫上,盡可能地讓代表人士多做“選擇題”,少做“填空題”,在內容審核上,都由試點辦集中送相關協評單位審核蓋章,少讓代表人士“跑路”;“把麻交給電腦軟件”;即把評分、評級等繁瑣的評價過程全部交給電腦軟件處理,以保證大規模、大范圍的評價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按時完成、保證質量。

③ 第一級評價是指標評價,主要是根據每一個指標的得分情況,設置不同的級別,指標評價分為A,B、C、D、E、F等六個檔次;第二級評價是項目評價,主要是根據第一級評價的結果和檔次,對政治思想表現、參政議政傾向、生產經營實績,企業發展潛力、誠信守法經營、履行社會責任等六個二級項目,進行分類評價,項目評價分為A、B、C、D四個等級;第三級評價是綜合評價,主要是根據第二級評價(“項目評價”)的結果、而不是“綜合得分”的結果進行標準設置的,一共分為A、B、C、D、E五個級別。

④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2017年11月10日在全省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將“新時代浙商精神”提煉為: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興業報國的擔當精神,開放大氣的合作精神,誠信守法的法治精神,弘揚追求卓越的奮斗精神,參見:浙江日報2017-11-10(1)。

⑤ 在浙江省一些地方,某市人大代表中非公經濟人士曾達26%,縣市區政協中非公經濟人士擔任政協委員占到30%以上比較普遍,少數地方達40%以上。

⑥ 據2003年的調研,浙江全省行政村富人村官比例為30%;2017年提升到71%。參見:浙江富人治村占30% 官方報告揭秘富人村官競選,http://news.sina.com.cn/c/2003-09-20/1927788332s. shtml;浙江“老板村官”越來越常見:能人有優勢,精力廉政亦有隱憂,http://news.163.com/17/0511/19/CK68IENS000 187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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